艾滋病患者直面镜头：希望人们走出歧视HIV误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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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滋病感染者马治发直面采访镜头，他说：“如果说面对镜头能让人们从歧视HIV(人体免疫缺陷病毒)这个误区里走出来，能够让更多的感染者受到关爱，就是我出去被人拍板砖觉得也值。”央视《新闻调查》播出《当生命遭遇歧视》，以下为节目实录：

　　街头采访

　　记者：我想问问，你的生活当中有过恐惧吗？

　　解说：在你的生活中，是否曾经经历恐惧？或者那些令你感到害怕的事？

　　同期：没想过这个问题吗？

　　同期：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
　　同期：压力，资金压力，买房，买车。

　　同期：比如说，你遇到害怕的动物啦，或者说晚上做恶梦啦。

　　解说：而我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，他们的恐惧却是害怕公开自己患病的事实、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更害怕由此而遭到歧视。

　　马治发：他们不敢，他们怕，他们还是害怕，都害怕。

　　解说：他叫马治发、身高1米85、34岁。谁能想到，看上去如此人高马大、体格健壮的人也被恐惧所困扰。在过去的几年中，马治发接二连三地被雇主辞退，而原因只有一个。

　　记者：有没有可能，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违反了公司的一些规章？

　　马治发：没有。

　　记者：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掌管的一些物品有一些丢失或者损坏？

　　马治发：那都不会有的。

　　记者：会不会因为你和同事或是领导的关系不很融洽？

　　马治发：那也没有。

　　记者：但你自己心里会怎么认为？

　　马治发：就是因为我有病，歧视。

　　解说：歧视，因患病而遭到歧视，这个词在自由百科中，做如下解释：患者被迫面對疏离或社會排斥，并受到区别对待，严重的被剥夺基本权利。

　　记者：你真的要选择面对我们镜头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是的。

　　记者：需不需要对你的图像和声音做处理？

　　马治发：不需要。

　　记者：但你想过直接面对镜头的后果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知道。

　　记者：可是那就意味着你把你的整个的面貌、你的人、包括你个人的资料等于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。

　　马治发：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，如果说面对镜头能让人们从歧视HIV(人体免疫缺陷病毒)这个误区里走出来，能够让更多的感染者受到关爱，就是我出去被人拍板砖觉得也值。

　　解说：这里是天津，这期节目里，惟一一位敢于面对我们镜头的艾滋病感染者––马治发，就生活在这里。

　　同期：您了解艾滋病吗？

　　同期：了解。

　　解说：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随机街头采访，想要知道，人们会如何看待艾滋病感染者和他们的就业问题。而这里的人们又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？

　　同期：比如说你会觉得哪些行业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病人不能做吗？

　　同期：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？

　　同期：好像都应该能做吧。

　　同期：比如说，有的人可能会主张艾滋病感染者不能从事哪些行业？

　　同期：应该跟平常人是一样对待的。

　　同期：比如说，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是感染者，你认同吗？

　　同期：我觉得我做不到。

　　同期：我觉得不会感染。

　　同期：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

　　解说：在这里，人们似乎并不回避对艾滋病的真实看法，有人担忧、有人包容。那么，当马治发，这位真实的感染者面对这座城市时，他又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呢？

　　解说：在天津，马治发该算是外来人口，他的老家在河南省上蔡县。

　　马治发：我就是河南上蔡(县)的，这种病很多。而且在我们老家HIV(关于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的知识))普及得很，家家户户都了解，而且我见过早期的，他们发病的时候浑身溃烂的那种，(后来)都治得跟正常人一样了。

　　解说：在老家，马治发感受不到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视。政府的政策和措施，给予了艾滋病人，抗病毒治疗以及生活上的保障。

　　马治发：好多人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，而且我们那边政府的话，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应该很多，免费领药、免费检测，乃至定期地发放一些抚恤金，包括一些子女教育全部减免。

　　解说：当马治发远离了那个特殊的区域和环境，在这个城市里，当他期望靠自己的劳动，像普通人一样地工作和生活时，他又会有怎样的境遇呢？

　　马治发：我觉得自己挺无助的，世界这么大，难道就没有我马志发容身之地吗？

　　解说：如果马治发不特别说明，可能没有人会联想到，他是一位艾滋病病人。

　　马治发：一直在跑步，包括腿上绑五公斤沙袋，早上起来跑七公里，天天都在锻炼。

　　解说： 5年前，马治发刚来到天津，他并非一无所有，至少那时他有一份工作。

　　记者：具体做什么呢？

　　马治发：他们做的是都市联运、集装箱，以集装箱为主，(我)一点点地干起来，干到可以说，在那个行业里头来讲，我认为他们说任何工作，只要我想干，我闭着眼睛都能干。

　　记者：你觉得你是靠什么呢？

　　马治发：我靠的就是责任心、耐心和自信心。

　　解说：公司对马治发的工作表现，还算认可。2008年的一天，马治发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

　　马治发：结果是我中标了。

　　记者：你当时也是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对。

　　记者：为什么？

　　马治发：改变我，我的命运被改变了。

　　记者：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就立刻告诉家里人了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我犹豫了好几天，三月份检查到的，四月份的时候我告诉了家里。

　　记者：如果不告诉家里人，自己内心会煎熬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很煎熬，一个人真的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一个人扛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可以，扛一辈子，那很难的。

　　记者：如果告诉了会是一种什么结果？

　　马治发：要么就是两口子离婚，分开，家庭就支离破碎。

　　解说：不久后，马治发失去了婚姻。

　　记者：是你选择的离开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不是我选择的离开，是她选择的逃跑，我跟我的妻子离婚了，按判决书上说孩子判给我，因为我有HIV(人体免疫缺陷病毒)，最终不可能把孩子执行给我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。工作没有了、钱没有了、孩子我也见不到，真的就一无所有。

　　记者：单位的人有人知道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关系比较好的告诉他。

　　记者：你当时就选择主动告诉他们？

　　马治发：经常会干活的时候不小心会把手弄破，万一由于这样的原因感染了别人，他们可以自己做一些(防护)。比如说尽量离我的血远一点。

　　记者：比如说，你第一次把这个结果告诉你的同事，然后他们的反应呢？

　　马治发：我第一个同事，他还真没有什么反应。他知道我有病以后还经常去我家吃饭，他非常喜欢吃我包的饺子，他觉得没有问题。

　　解说：但是不久后，这位同事跳槽离开了公司。而新来的同事很快发现，马治发每天都在服用几种他们从未见过的药物，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。

　　记者：你在服药的时候，你没有避讳别人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我的药都放在我自个儿的家里头，有人来到我家里头不经意地看到，自个儿吓坏了。他们其实也不是故意的，就说大马吃那什么什么药，那个药是治什么什么病的，然后单位就知道了。当时我们那个单位的领导找我谈话，那天我去，人家把三个月的工资给我准备好了。我说干吗，(他们说)塘沽那边不用现场了，你找点别的事做吧。

　　记者：那在你内心你认可这个理由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我不认可这个理由，我认为我做得很好，无论哪个地方送货，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

　　记者：你下意识反应出来的原因是你的病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是病，那时候就说不让我干了，什么都没有说。

　　记者：但当时你会有一种预感吗？接下来工作都可能会受到影响？

　　马治发：那会儿没有，后来接二连三，四次失业，因为这个事情丢掉工作的时候，我才有这样的预感。

　　解说：尽管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三个：血液、性和母婴，日常的工作、社交过程中，并不会感染。但是，对知识的掌握似乎并不足以消除人们的歧视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马治发无可回避地要遭遇残酷的现实。

　　马治发：今天工作不努力，明天努力找工作，我认为我每一份工作我都很努力。

　　记者：接下来就是说，你说你很快又找到了工作？

　　马治发：对。

　　记者：这份工作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？

　　马治发：有半年左右。

　　解说：这次，马治发又被同事发现了感染艾滋病的事实。

　　马治发：这家公司，他们是看了我的(QQ)空间，看了我的QQ空间以后知道我有病。

　　记者：在空间里你写了些什么呢？

　　马治发：就写我感染了HIV(人体免疫缺陷病毒)相关的东西、心情日志，包括我治疗的一些东西。

　　记者：可是在很多人看来，比如说他们有了这个病，他们会选择把自己裹得严严的，你为什么还会把这些东西写在网络上？

　　马治发：我觉得把自己裹得严严的，我不喜欢把自己的事憋在心里头，我觉得那样的话会把自己憋出病来。

　　记者：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艾滋病的知识已经宣传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人们还会对它非常畏惧？

　　马治发：普通民众来讲的话，对它了解还是比较少。

　　解说：马治发虽然很难说清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与歧视究竟根源何在，但是他却无法选择地生活在人们的排斥中。不久后，公司的经理专门找他谈话。而这次谈话，却令马治发感到非常意外。

　　马治发：他说这个病现在都可以控制，就是将来国家不管了，他们公司挣的钱也不少也可以拿钱给你治病的，你想我会有多么感动，过年了让我回家过年。

　　解说：马治发高高兴兴地过了个安稳年，并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被接纳的地方。那年正月初六，马治发没等春节假期结束，就早早地回到了公司，准备开始全新的一年。

　　马治发：我回来以后，我去单位去上班，他们告诉我你不用来了，因为有人干了你的工作了。

　　解说：马治发又一次失业了。此后的他，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：很努力地找工作、很努力地工作、很快地失去工作。而每一次，失去工作的原因看似各异，实则相同–– 被发现是艾滋病病人。

　　记者：你那一刻会觉得自己很孤立或者很孤独吗？

　　马治发：是的。

　　解说：马治发的遭遇并非惟一，远在安徽省安庆市的小吴、还有四川的小军与马治发境况相似。他们也都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，先后失去就业的机会。那么他们，又会如何面对这样的难题呢？

　　2010年8月，安徽省安庆市艾滋病感染者小吴向法院递交了诉状，起诉安庆市教育局认定其体检不合格而不予录用的行为违法。小吴拒绝跟我们见面，拒绝透露真实姓名、拒绝拍摄，但是他却迫切希望通过采访，改变境况。

　　记者：因为我们看不到你，你能给我们形容一下你是个什么样子吗？

　　小吴：不方便。

　　解说：今年7月，小吴从师范大学毕业，并通过安庆市教育局组织的教师招聘考试，但最终他却被告知，体检不合格。

　　记者：这份工作对你很重要吗？

　　小吴：因为当时到八月底的时候，其它的学校招聘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了，教育局剥夺我就业的这种权利的话，所以说没法生存的话，这不就是你本能的反抗吗？

　　记者：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官司吧？

　　小吴：对。

　　解说：2010年11月12日，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对小吴状告安庆市教育局、人保局的判决如下：被告(安庆市教育局、人保局)在教师招聘中适用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并无不妥，且对原告做出的拒绝录用决定符合法律规定，法院驳回原告小吴全部诉讼请求。

　　记者：当时你觉得你能面对得了吗？

　　小吴：如果说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标准的话，我们这一群人就根本没法找到工作。

　　解说：相似的故事还在发生。距离小吴2000多公里之外的、四川的感染者小军遭遇同样的就业困境。

　　记者：你这围巾、帽子就是这次出来特意戴着的是吗？

　　小军：生活中不怎么戴。

　　记者：你是特别怕被我们拍出你的真实的样子是吗？

　　小军：对。

　　记者：特别不愿意，可是又来接受了采访，为什么呢？

　　小军：还是维权嘛。

　　解说：小军，是四川的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。他在教师招聘考试过程中成绩名列第二，却因体检不合格、不予录用。

　　小军：现在我们农村(学)生的目标就是读书，读书以后出来找个好的工作嘛，比如说当老师、医生这些嘛。

　　记者：你一直就想当老师是吗？

　　小军：对。

　　记者：对你是打击吗？

　　小军：有点没有道理，我觉得这个太不应该了。

　　解说：马治发、小吴、还有小军都因为同一种疾病而失去工作，这种疾病的名字叫：艾滋病。在就业这个问题上，他们曾经接触过的用人单位，都不约而同地用区别对待的方式，将他们排除在工作机会之外。那么，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伙伴，是否会影响周围人的健康？艾滋病到底应不应该成为他们被剥脱就业机会的正当理由呢？

　　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

　　解说：这里就是小军曾想来当老师的城市。

　　记者：你喜欢小孩吗？

　　小军：我是在学校里面是最受欢迎的一个，因为我给他们唱歌，反正开朗得很，跟他们在一起，学生就是喜欢这种老师嘛。

　　解说：在参加盐边县的公开招考之前，小军当了5年的乡村代课老师。月薪只有500元钱。而如果在这里当老师，月薪在2000元左右。这对于小军来说，已经相当值得期待了。

　　这就是小军想去当老师的乡村中心小学，学校急需师资。今年7月，为了弥补包括这所学校在内的、乡村师资的缺口，由县人保局牵头，向社会公开招考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三个月后，小军竟与招考单位对簿公堂。

　　小军：只有打官司，只有用法律来维护自己。

　　解说：在小军的起诉书里，他不仅要求重新获得就业的机会，还状告县教育局和人保局，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。那么，在他们之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2010年11月，我们见到了小军的律师––许兴华。虽然身为小军的代理律师。许兴华却表示，最初，他并不赞同小军打这场官司。

　　许兴华(律师)：我认为这个诉讼的成本是很高的。

　　记者：怎么讲？

　　许兴华：他付出的代价比较大，这种漫长的等待，对他的心理上也是一种煎熬，诉讼都有风险，这个官司有可能赢、有可能输，输了你怎么办？

　　记者：他怎么回答呢？

　　许兴华：他说他太需要这份工作了，如果赢了，那么肯定要给他安排工作。

　　记者：就能够这么简单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吗？

　　许兴华：肯定不能这么简单地解决问题。

　　记者：那从你来看呢，你会觉得除了法律之外，还有别的途径可以解决吗？

　　许兴华：实际上我认为有。

　　记者：那您的主张是什么？

　　许兴华：我的主张是通过协商吧。教育局作为用人单位可以录用他，但是并不一定把他，安排到教师岗位，就是他可以去管管广播、后勤、内勤、档案。

　　解说：对于许兴华律师的建议，小军没有接受，他仍旧选择了与招考单位对簿公堂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如此坚决？故事，要从2010年8月30日，小军在去学校报到之前接到的那个电话说起。

　　小军：他说是不能报到了。

　　记者：那他告诉你什么原因了吗？

　　小军：他跟我说你有这个病。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说不可能，他说不可能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他就把电话挂了。

　　记者：是谁跟你说的？

　　小军：那个教育局的人事科长。

　　解说：这位就是电话通知小军他被拒绝录用的人，县教育局的人事科科长。

　　宋丹(盐边县教育局人事科 科长)：就是说他体检不合格呀。

　　记者：那他肯定会问你？

　　宋丹：他问为什么不合格？哪里不合格？当时我跟他说我不是医生，你只能去问医生才清楚。

　　解说：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小军的体检报告，让面写着：不合格，HIV初筛阳性。

　　记者：这个体检的报告是医院统一发给你们的吗？

　　宋丹：统一拿的，全部统一拿回来的，只通知我们不合格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不合格。

　　记者：但是你们拿到这个复检报告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不合格的？

　　宋丹：也不知道。

　　记者：怎么会呢？

　　宋丹：我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呀。

　　记者：但是体检报告上写明的呀。

　　宋丹：没写明。

　　记者：怎么会没写明呢？

　　解说：在小军的体检报告单上，的确如人事科长所说，注明了“不合格”三个字，但是此外，还有这样一行文字。

　　记者：他在这个项目后面肯定会标注的比如说，什么什么不合格？

　　宋丹：我看不清楚那个，看不懂它那个是什么。

　　记者：医院有没有告知？

　　宋丹：医院也没有告知，只是把结论，体检不合格，我们看不合格就不合格，不合格我们就不能用人。

　　记者：那个电话有没有跟你明确告知你是因为得了什么病，然后不合格？

　　小军：提到了，肯定。

　　记者：当时他有跟你提过你是得了艾滋病吗？

　　小军：是啊。

　　记者：你确定？

　　小军：不确定我当时怎么知道？我有这个病嘛，我以前都不知道。

　　解说：在体检报告上的英文缩写HIV，的确是个医学名词，它的意思是人体免疫缺陷病毒，又称艾滋病病毒。而HIV疑似阳性的意思是怀疑受检查者感染了人体免疫缺陷病毒。根据2006年颁布的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第42条规定：对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，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将其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告知本人；本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当告知其监护人。我们注意到：其中，“告知”的一方为“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”，而另一方则是“本人”。那么，为什么小军HIV初筛阳性结果，不是医疗单位告知，而是由教育局来告知，这样做，究竟有没有问题呢？

　　体检报告单的出具单位，是攀枝花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。记者拨通了负责人的电话。

　　电话采访

　　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：喂，你好。

　　记者：你好，请问是张主任吗？我是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调查》的记者，盐边是不是八月底的时候在你们这儿组织过一次招考老师的体检？

　　解说：采访时间，距离小军体检的时间大约不到三个月，张主任还清楚地记得，当时的确有位考生被发现体检结果有问题。

　　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：我们非常慎重，我们做了好几次初筛，第一次初筛，第一次我们做了三次，就是做了三遍，然后第二次确定下来以后，让他去疾控那边做终检，因为我们不是最终的体检结果。

　　记者：我想再跟您核实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时您把这个结果初筛这个结果告知教育局的时候，那您当时怎么跟他们说的呢？

　　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：告知了这是初筛。

　　记者：这是初筛但是他们会明白这个初筛的意思是什么吗？

　　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：给他们讲了，那么就要通知本人进一步地检测，要他配合。

　　记者：那您觉得这个初筛的报告可以作为一个结果告知单位吗？

　　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负责人：这个肯定要反馈给单位的，因为是单位联系的体检，按理说应该由我们直接通知本人，但是他单位这些招工工作是保密的，我们不能直接跟本人见面、跟本人接触，我们只能把这个结果由单位，就是招录单位来转达给本人。

　　解说：在普通人看来，艾滋病的体检结果告诉谁与不告诉谁，似乎并不是什么关乎原则的问题。那么，医院体检中心将小军的艾滋病初筛阳性检测结果，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组织体检的单位––教育局，这样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足够“慎重”？又是否符合《艾滋病防治条例中》规定呢？我们专门咨询了卫生部疾控局的郝阳副局长。

　　记者：您觉得这种做法合适吗？

　　郝阳(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)：不合适的，可以说是违背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的。按照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的规定，就是他的个人的感染状况不能告诉其他人。

　　记者：他可能会解释，就是说来我这体检的这个人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，是单位组织来的，我没办法找到他，我只能通知单位。

　　郝阳：那也是不成立的。

　　记者：应该怎么做？

　　郝阳：应该要告诉感染者本人，这是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，明确规定的。

　　记者：就是说这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告知组织单位都是不合适的？

　　郝阳：对。牵扯到一个法律的关系问题了，国务院的条例所规定的是一种法律规定的，这因而是一个程序。

　　解说：在当时，医院体检中心依惯例而为，将小军的艾滋病初筛阳性结果，告知了组织体检的单位––教育局。这个看似谨慎的决定，却令与之相关的所有人，都被推到了触及法律底线的边缘。而同时，小军的隐私也将面临会被更多人知晓的风险。更糟糕的是，在当时，谁也没有意识到，身陷其中的每个人可能会因此而变得处境尴尬。

　　记者：那也就是说医院把这个体检的结果是直接都交给你们教育局了？

　　宋丹：都交给我们教育局了。

　　记者：怎么跟考生解释呢？

　　宋丹：我怎么跟他解释呀？解释应该是医生跟他解释，我们跟他解释不可能啊，我只能说你不合格，医生检查不合格。

　　解说：2010年8月30日，小军接到了通知，但是他对这个检测结果并不接受，他主动找到教育局和人保局，提出了再次进行检查的要求。

　　王春(盐边县人保局 副局长)：书面申请书的话，要求复检，然后我就把纪委的请过来。

　　记者：纪委的？

　　王春：全程监督，所有工作他都监督我们，是不是弄虚作假了或者是程序不对。

　　记者：那您当时怎么跟纪委同志说？

　　王春：我说体检不合格，体检不合格，要求复检。

　　记者：当时纪委的同志也知道小军是得的什么病情是吗？

　　王春：他来了过后才晓得。

　　解说：事已至此，知道小军感染艾滋病的单位，又多了两个：人保局和纪委。而在当时，连小军自己也并未提出，这样做有何不妥。随后，小军、人保局长、还有纪委的工作人员，一起来到县疾控中心，进行复检。2010年的9月8日，经过初筛和确证，证实小军真的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

　　记者：像这种情况是可以告知人事局吗？

　　李毅(盐边县疾控中心 主任)：因为是他们招考，他们有组织，三个机构的人，把人送到我们这儿来，要求做的，是这样的。

　　记者：我知道，那您觉得是从常识来判断，还是从你们的工作规范来判断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？

　　李毅：因为我想作为组织都是保密的，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嘛。

　　记者：从你们专业操作来看，这算是对于患者本人隐私的泄露吗？

　　李毅：我觉得应该不属于吧。

　　解说：那天，小军被告知，确证结果为阳性。

　　记者：您当时怎么答复他的？

　　景然(盐边县教育局纪委书记)：我们正式请他到我们小会议室进行书面回复。

　　解说：但是，小军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
　　李文成(盐边县疾控中心 副主任)：我去的时候，他那个弟弟在办公室大吵大闹的，指着王局长骂，他就说，说怎么怎么反正什么不能生活了，怎么怎么，反正是就是要这个工作，当时真实是这个情况。

　　记者：当时都谁在场？

　　李文成：当时有人事局的，有教育局的，有卫生局的这些人在。

　　记者：还有哪些部门？

　　李文成：其它的我就不清楚了。

　　小军：他们就把公安局的、还有教育局的、纪委的、卫生局的那些全部叫过来。

　　记者：这么多人一块跟你谈？

　　小军：是，把他们全部叫到人事局的办公室里面。

　　解说：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小军拿出了一份写着他名字的艾滋病检测报告，而上面的监测结果为：HIV 阴性。

　　李文成：那个结果我看了一下，他那个(化验)单的确是写的是阴性。

　　解说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攀枝花第五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出具了初筛阳性报告、盐边县疾控中心经过初筛以及确证后，也拿出了阳性的检测结果，难道这些医疗机构都错了吗？

　　2010年9月，小军在到盐边县疾控中心进行了艾滋病复检，并被确证为HIV阳性。这意味着，小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但是，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小军又拿出了另外一份检验报告，结果为：HIV 阴性。当时，在场的县疾控中心的副主任也看到了这份结果为阴性的报告。

　　李文成：因为在我们实际平常工作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他本人是查了是阳性，他就会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去换人抽血，查了个阴性的结果来。

　　解说：原本是一个医学上的检测结果，现在却变得不再简单。对于招考单位来说，它是能否录用小军的最后依据。而对于小军呢，这个结果或许意味着更多。

　　记者：那个化验单是怎么回事？

　　小军：那个化验单随便的一个，随便的一个。

　　记者：怎么叫随便的一个？

　　小军：那个不准确的一个。

　　记者：那你为什么拿了一个不准确的化验单去找他们呢？

　　小军：那个是反正，想侥幸嘛。

　　记者：我能理解成那个化验单是一个假的吗？

　　小军：应该是假的。

　　记者：但是写了你的名字？

　　小军：唉。

　　记者：是抽了别人的血，是吗？

　　小军：是，对。

　　记者：那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？

　　小军：想侥幸过关嘛，想要这个工作嘛。

　　解说：或许，在旁人看来，小军为了得到这个工作，已经走得太远。或许，有人会说，干嘛非要在这里工作，换个地方不好吗？但是，我们毕竟只是旁观者，无法体会小军内心。

　　2010年10月20日，小军正式起诉盐边县教育局、人保局。

　　解说：2010年11月28日，在清华大学，召开了一次研讨会，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关于小吴、小军还有马治发他们，因感染艾滋病而先后失去就业机会的事实。

　　研讨会专家发言：几个个案，但是实际上它在社会当中反映出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。

　　叶雷(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)：如果你什么人都不告诉，你自己的最亲密的配偶你都不告诉的话，完全把这个信息包在自己的胸怀里，那你想想看那个负担是多大。

　　解说：叶雷，比尔盖茨与梅琳达基金会首席代表，在公共卫生领域服务多年，目前，他负责的盖茨基金会工作中，艾滋病的防治是主要内容之一。

　　叶雷：美国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歧视的问题？当然有。当初艾滋病被发现前十年的时候，歧视的社会的情况跟今天的中国情况也是很相似。

　　记者：这个阶段究竟有多长？

　　叶雷：不是说美国现在是零的歧视，就是说在我的观察，这二三十年来有相当的转变。

　　解说：叶雷提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“怀特事件”。1985年，美国的一位叫怀特的小男孩不幸感染了艾滋病。而他所居住的社区居民在得知这一情况后，便到学校门口示威，要求小怀特离开，他们的理由是怀特的存在影响其他孩子的健康。

　　叶雷：很巧，被一个电视台，一个地方电视台录到了。录到以后呢，结果就转发到全国的新闻节目上，所以一下子就是说美国，全国有很多人就等于说有机会接触到这件事件(所涉及)的问题、

　　解说：电视报道令人们对怀特的境遇有了深切的了解，而由此，也引发了人们对人性的自省。美国的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，还曾为小怀特专门谱写了歌曲。

　　叶雷：大部分人都是有同情心、有正义感的，你一看到这些这样的一个人被排挤、被歧视，不管他有什么病，你都好像觉得义不容辞，这是不应该的，这些因素也是就是说现在从历史角度讲在美国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。

　　记者：那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推动吗？

　　叶雷：有啊。

　　记者：比如说有什么立法来保障感染者的权利吗？

　　叶雷：基本立法，就跟现在中国立法是一样的。就是说你如果被发现是个感染者，你不能够把你开除，你不能够拒绝就业，不能够拒绝，如果你这个权利受到打击的话，这个法律会保护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太多人愿意去碰那个钉子了，现在就是说连那个行业现在都不限制。

　　解说：医疗卫生部门也发现，社会对感染者的接纳与包容，反过来会让防治工作变得更加有效。

　　叶雷：感染者如果能够受到不受排挤，能够受到关怀，能够受到治疗的话，大部分的感染者能够提早被发现的话，这个艾滋病就提早在中国就可以达到控制。

　　研讨会主持人景军教授：就是在清华大学我要得了艾滋病，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是不能开除我的，对吧？

　　研讨会发言专家：是不应该开除的。

　　李楯(卫生部专家委员会成员)：我们对个人不能提出过多的要求，我们在制度上却必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等和反歧视的要求。什么叫做歧视？在法律上凡区别规定就是歧视。

　　解说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李楯，是卫生部专家委员会成员，也是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的起草人之一，他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个人群的生存状况。包括李楯在内的不少法律界人士都认为，在盐边县人事局、教育局等在招聘过程中所参照的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》中，第十八条：“艾滋病不合格”的规定，与2006年颁布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中的第三条，产生冲突。而在中国的整个法制体制中，立法分有层级，最高一级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，第二级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，第三级为各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一级省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规章。

　　同期：这个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属于第三层级，而它与上头两个层级的艾滋病条例，第二层级的艾滋病条例，第一层级的就业促进法内容上是冲突的，立法法上对这种冲突的一种规定就是第一，要么下位法是无效的；第二就是在法律使用上，这种法律是不允许使用。

　　李楯：首先是行政机关的问题，就是说作为一个法官，当上位法和下位法矛盾的时候，你遵从哪个？这是一个法律职业最基本的要求，我们不提更高的要求，就是法制理念对我们的要求。

　　解说：马治发，又要搬家了。而能够带走的家当，简单得令人心酸。而安庆的小吴，已经提起上诉，在等待着法院的二审判决。但是，临近年底，他最担心的事情，要发生了。

　　小吴：集体地组织我们去体检，我相信你们这些一般的单位都会有的是吧？所以说我现在还非常担心会不会这份工作还保得住。

　　解说：远在四川延边县的招考单位，仍然坚持不录用小军的决定。而小军回到了老家，他和他的律师都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法律程序。

　　同期：假如让你用一个手势表达一下你对艾滋病人的态度，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手势？